经学兴于洛阳,佛教传于洛阳,理学源于洛阳。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学术主流,无一不发端于洛阳,流传于四方,垂传于后世。关于佛教传人中国内地,见于史籍最早的为三国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文中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这时还没有宗教活动,到了东汉初年,佛教才开始逐渐流传。
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西天取经的故事。三年后,汉使同印度高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洛阳,汉明帝亲自迎接:第二年,在洛阳西雍门外建起了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将该寺院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内宝塔高耸,殿阁峥嵘,长林古木,肃然幽静。寺内的主要建筑分布在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前后五座大殿错落有致,严谨有序。大雄殿内的23尊元代“夹竺干漆”造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造像全都是由丝、麻制成,每尊重量仅有3到5公斤,从元代至今700多年来未经修葺,仍然色彩如新,是国内罕见的稀世珍品,也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最早来华的印度僧人禅居于白马寺,最早传入的梵文佛经收藏于白马寺。中原第一座比丘尼道场是白马寺内的齐云塔院,是中国最早的译经道场,中国的第一个汉人和尚在这里受戒,正是这些第一使得白马寺能够稳居中国伽蓝之首座,永远彪炳于中国佛教史册的卷首。
东汉时期,洛阳是帝国之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交通便利,商客云集,为佛教传播提供了优越条件。东汉永平七年(64年)明帝闻西方有异神,遣郎中蔡谙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佛经、佛像回到洛阳,次年于雍门外建白马寺。一般认为以白马寺的创建为佛教传人中国开始之标志,摄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东汉时期绝大部分佛经都在洛阳翻译,白马寺是中国最重要的佛经译馆。此后,西域僧人不断来到洛阳,参与佛经翻译。从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献帝延康元年( 220年)间,译经者12人,译出佛经292部、395卷。译经的同时,也开始讲经。如安世高,善汉语,在洛阳讲经,听者云集。东汉时期的佛教传人、佛经翻译、讲经活动及最早佛寺的创建都集中在洛阳,洛阳成为中国佛教的发祥地,白马寺成为中国早期传播佛教和佛事活动的中心。
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650年至704年),洛阳佛教进人了极盛期。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李治首次来到洛阳,同年十月,就诏令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李治在位期间,曾经9次来往干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共寓居洛阳达11年3个月。显庆四年,李治还诏迎法门寺的护国真身释迪佛指舍利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还特意为舍利制造了金棺银撑。684年,武则天执政后,立即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实际上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洛阳已经成为全国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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