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及其注疏

[兰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145-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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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维摩诘所说经》,又名《维摩经》《维摩诘经》、《不可思议解脱经》、《净名经》。印度大乘佛教主要经典之一。

维摩诘是大乘佛教所塑造的在家菩萨的典型,他“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虽获俗利,不以喜悦;……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开诱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①由于这种形象为魏晋名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样板,所以受到魏晋门阀士族,特别是其中玄学人士的热烈欢迎。

据说有一次维摩诘为了显示“无常”这一佛教的理法,便生起病来。释迦牟尼听到消息,就派遣弟子们前去探视,可舍利弗等弟子都不敢前往,因维摩诘聪明善辩,以前舍利弗等人都曾在辩论中输给他,所以怕去。最后,文殊菩萨2等受命前往。接下来经中叙述维摩诘与文殊等人共论佛法精义,最终又一起来到释迦牟尼处论说佛法等论议经过。经中从“般若性空”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维摩诘与佛弟子们的往来辩论,论述了大乘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主题在于宣传大乘般若思想,批评小乘片面性。故此传统称它是“弹偏斥小”,“叹大褒圆”。经中出现的舍利弗等小乘声闻弟子,都比不上大乘菩萨们法力高强,深悟佛法。如经中叙述当维摩诘说法时,房中出现天女散花。这些花落在菩萨们身上便纷纷坠落在地,而落到舍利弗等大弟子身上便粘住了,无论弟子们使出什么神通,花都掉不下来。原来这是由于大乘菩萨们对万事万物没有“分别想”,即对万事万物都能一视同仁,把香花与大粪等同视之,所以香花不粘在他们身上。而声闻弟子们却未能做到这一点。经中还提出,只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出家,即是具足。”也就是说,“出家”、“不出家”不是能否得道的必要条件,只要发愿求取佛智,就能成为得道佛教徒。从而颂扬了大乘菩萨行,批评了小乘必须出家才能解脱的观点。

《维摩诘经》特别提倡“入不二法门”,所谓“入不二法门”就是强调泯灭矛盾双方的差别性,将它们等同视之。比如世间与出世间、生死与涅槃、垢与净,在小乘佛教看来都是对立的。小乘佛教的目的就是要从污垢世间的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抵达清净的出世间——涅槃。但《维摩诘经》认为“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见垢实相,则无净相,顺于灭相”;要求从思想上取消“分别想”。既然根本没有“分别想”,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有“分别”的感觉。《维摩诘经》进而把“无有文字语言”作为“入不二法门”的最高境界,亦即认为最深的佛法真理是无法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要求人们去努力体认它。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序》中这样概括该经的内容:“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或则以慈悲为首;诸宗极则以不二为门。凡此众说,皆不思议之本也。”并称“《维摩诘不思议经》者,盖穷微尽化,绝妙之称也。其旨渊玄,非言象所测;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议。超群数之表,绝有心之境。眇莽无为而无不为,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议也。”②

《维摩诘经》在我国影响很大。南北朝时,我国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维摩诘经》所塑造的维摩诘形象,正好成为门阀士族掩盖自己穷奢极欲生活的庇护伞。《维摩诘经》想象富丽,优美流畅,本身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喜爱。唐代着名诗人王维,取字为摩诘,即来源于本经。

根据历代经录,此经先后被译出七次,为:

一、《古维摩经》,二卷,后汉临淮沙门严佛调译。已佚。

二、《维摩诘经》,二卷,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现存。

三、《异毗摩罗诘经》,三卷,西晋西域优婆塞竺叔兰译。已佚。

四、《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一卷,西晋三藏竺法护译。已佚。

五、《维摩诘经》,四卷,东晋西域三藏祗多蜜译。已佚。

六、《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现存。

七、《说无垢称经》,六卷,唐三藏玄奘译。现存。

在现存的三种译本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通行。

二

与传世经本一样,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经》也以鸠摩罗什的译本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北图藏有秋70号、新386号等五百号左右;英法等国所藏约有百号左右。另外有若干卷子散藏在各处。这些卷子,大抵为八、九世纪的抄本。与入藏本相比,文字基本相同,偶有差异,故可供校勘。

本经的敦煌写本的写经题记甚多。现知题记中年代最早的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支谦译《维摩诘经》卷上的:“麟嘉五年(393)六月九日,王相高写竟。疏(书)拙,见者莫笑也。”次为敦煌研究院藏113号,题记为:“天安二年(467)八月二十三日,令狐□儿课。王三典、张演虎等三人,共作课也。”反映了当时已经有数人合作,共同做功德的活动。上海图书馆藏91号题记谓:“神龟元年(518)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经生张凤鸾写。用纸二十九张。”说明六世纪初,经生这一职业已经出现。特意在卷末注明纸数,除了反映当时写经已有一定的规式外,应该是经生用以表示该经篇幅之大小,以便计价之意。

斯2838号题记谓:“经生令狐善欢写。曹法师法慧校。法华斋主大僧平事沙门法焕定,延寿十四年(637)岁次丁酉五月三日,清信女③稽首归命常往三宝。盖闻剥皮析骨,记大士之半言;丧体捐躯,求般若之妙旨。是知金文玉牒,圣教真风,难见难闻,既尊且贵。弟子托生宗胤,长自深宫。赖父王之仁慈,蒙妃母之训诲。重沾法润,为斯写经。冀以日近归依,朝夕诵念。以斯微福,持奉父王。愿圣体休和,所求如意。先亡久远,同气连枝,见佛闻法,往生净土。增太妃之馀算;盖王妃之光华。世子诸公,惟延惟寿。冠贼退散,疫厉消亡。百姓被熙育之慈;苍生蒙荣润之乐。含灵抱识,有气之伦,等出苦源,同升妙果。”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吐峪沟地区得到一件《维摩诘经》残卷,亦有题记,作:“延寿十四年(637)岁次丁本酉五月三日,清信女(下残)”。与前述斯2838号显系同时所书。“延寿”为麴氏高昌年号,故该做功德的清信女应为麴氏王室之某公主。这说明上述两号本来都出于吐鲁番,而后斯2838号因故传入敦煌。这种辗转流传的卷子在敦煌遗书中颇为多见,它说明古代人们如何重视与保护这些经卷,绝不轻易损毁。这也是敦煌藏经洞保留这么多古旧经卷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上述题记可知,当时吐鲁番不但采用汉文,并深受中原王朝儒家文化模式的影响。吐鲁番地区的写经,除了经生外,有校有定,已经形成比较严密的制度。这与中原地区的写经情况也是一致的。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维摩诘经》卷下亦有同样的题记,但研究者对它的可靠性尚有怀疑。④

与敦煌遗书中的其它写经题记一样,在《维摩诘经》的题记中,数量最多的是为消灾招福、追荐亡魂饿作的功德题记。如北新1084号是为亡妻荐福:“咸亨三年(672)六月上旬,弟子汜师僧为亡妻敬写。”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本是为本人祛病:“大唐垂拱四年(688)岁次戊子十二月一日,清信优婆夷王伯美,为身染□疹,及为一切法界苍生,敬写《维摩经》一部。愿使从今以去,三宝助□,疫疠消除。普愿众生,共成佛道。”北收52号也是因本人生病而写:“比丘尼莲花心,为染患得痊,发愿写。”斯1864号则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做功德:“岁次甲戌(792)九月三十日,沙州行人部落百姓张玄逸,奉为过往父母及七世先亡、当家夫妻、男女亲眷及法界众生,敬写小字《维摩经》一部。普愿往西方净土,一时成佛。”因本件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故知甲戌年应为792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冬62号《维摩诘经》卷背有这么两行文字:“大周广顺捌年(958)岁次七月十一日,西川善兴大寺西院法主大师法宗,往於西天取经,流为郡主、太傅(下缺)”。对于盛唐及其以前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研究者一般熟而能详,但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初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一般则不甚了了。上述文字则记载了五代时一次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求法活动。敦煌遗书中颇多五代、宋初从西川传入之木刻印刷品,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交通孔道。法宗之求法,应是顺着这条路线走的。此次取经的结果如何?文载不详。印原文有缺失,“流为郡主、太傅”云云的意义也不甚清楚。

除了上文介绍的题记外,上海图书馆藏第92号、斯3394号、北河99号、北秋20号、斯2991号、北地18号、斯2871号、斯2282号、北黄31号、北腾96号、天津艺术博物馆藏40号、北羽40号等均有题记。这些题记的年代从七世纪初到十世纪中叶,涉及的人员层面广泛,说明该经长时期在各色人等中流传。

三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大批关于《维摩诘经》的注疏。这些注疏,反映了我国古代僧人对该经研究的深度,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依据。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注疏中的绝大部分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赖敦煌藏经洞而被保存,这些注疏的被发现与被整理,一定能够对我国的佛教研究提供许多新的资料。下面就笔者整理所及对这些注疏略作介绍。

一、《注维摩诘经》,又名《维摩经注》、《注维摩经》、《注维摩》、《净名集解》、《维摩肇注》。姚秦释僧肇述。十卷。敦煌遗书存北毁100号、伯2095等6号。本注所疏为罗什译《维摩经》。僧肇系罗什入室弟子,参预罗什译场。本注自序谓:罗什译经时,边译边讲,“余以暗短,时预听次。虽思乏参玄,然粗得文意。辄顺所闻,为之注解。略记成言,述而无作。”本注采用逐句注释的方式,先引经文,然后征引罗什的讲述,接着加上自己的理解。故本疏实为糅合罗什、僧肇两家观点的《维摩经》注疏,也是鸠摩罗什译《维摩经》问世后的第一部注疏。该疏在当时曾广泛流行。据《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世咸玩味。生乃更发深旨,显畅新异及诸经义疏,世旨宝焉。”⑤故该注中实际还杂有竺道生的见解。本注对研究《维摩经》本身,研究罗什、僧肇、道生的思想均有一定的意义。为明《北藏》、《嘉兴藏》及清《龙藏》所收。敦煌本可供校勘。

二、《维摩义记》,作者不详。一卷。斯2106号,首残尾全。尾题:“景明原(元)年(500年)二月二十二日比丘昙兴於定州丰乐寺写讫。”所疏为鸠摩罗什译三卷本《维摩诘所说经》。在现存的各种关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的注疏中,本《义记》的年代仅次于僧肇的《维摩经注》。本《义记》自《弟子品第三》阿那律问疾起注疏至全经结束,注疏简炼,行文古朴。对全经科分如下:(一)序分,自起始至《佛国品》七言偈,分作三科:遗教序、说法序、献盖序。(二)正宗分,分作两科:略开经宗与广演其义。前者自《佛国品》偈后至《方便品》,略开净土,旧方便、新方便、法身等四义。后者自《弟子品》至《见阿閦佛品》,广演前四义。(三)流通分,分作两科:明法供养,即《法供养品》;明嘱累,即《嘱累品》。这种科分方式为其特有。本《义记》将其科分大纲书于全卷之末,亦为传统经疏所未见。本《义记》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写本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

三、《维摩经义记》,作者不详,四卷。敦煌遗书存两号:(一)北辰32号,首残尾全,存752行。尾题:“一校流通。释琼许,大统三年(537年)正月十九日写讫。”(二)斯2732号,首残尾全。尾题:“龙华二儒共校定也。更比字一校也,大统五年(539年)四月十二日比丘惠龙写记流通。”“保定二年(562年)岁次壬午于尔锦公斋上榆树下大听僧雅讲《维摩经》一遍私记。”该两号所疏均为鸠摩罗什译三卷本《维摩诘所说经》。辰32号自《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疏至《观众生品第七》;斯2732号自《佛道品第八》疏至《嘱累品第十四》。首尾恰好相接。因卷一不存,科分纲要不清。但本《义记》科发颇细,每品一般分为大段、段、子段。注疏也较详尽。行文中时以“又解”、“旧解”标示引用异解。但全文没有引征其它经典。北周建德二年(573年)周武灭法,毁像焚经,上距题记所叙保定二年听经文仅十二年,此《义记》得以保存,良可珍贵。此《义记》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入。敦煌出土后,日本《大正藏》将斯2732号收入第85卷,题名为《维摩经义记卷第四》。

四、《维摩诘经杂释》,作者不详。原着卷数不详。北图藏6号:(一)生9号,首尾均残,存63行。(二)河99号,首残尾全,存614行。(三)始78号,首尾皆残,存50行。(四)服91号,首尾均残,存45行。(五)潜43号,首尾皆残,存73行。上两号首尾相接,可以缀合。(六)帝86号,首尾皆残,存105行。上述诸号均系注释《维摩诘经》中的名词概念。其中始78号注释《佛国品》第一名相,服91号、潜43号均注释《方便品》第二名相,且可相缀。三号笔迹相同,次序相连,当属同卷。生9号与帝86号亦属同卷。此《杂释》对研究当时的佛学思想有一定的价值。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入。

五、《维摩经疏》,作者不详。原着卷数不详。北图藏4号:(一)昃26号,首尾均残,存223行,所疏为罗什译《维摩经》之《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至《佛道品第八》。(二)昃24号,首尾均残,存123行。所疏为《佛道品第八》至《菩萨行品第十一》。(三)昃23号,首尾均残,存39行,所疏为《菩萨行品第十一》。上述三号笔迹相同,内容前后相属,体例一致,互可缀接,当属同卷。陈垣《敦煌劫馀录》谓:“体例与《义记》(指上述《维摩经义记》——引者)仿佛而词气不同。”⑥(四)、夜43号,首尾均残,存64行。所疏为《佛国品第一》至《弟子品第三》。体例与前3号相似,是否同疏待考。本疏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

六、《维摩经义疏》,又名《维摩经疏》、《维摩经广疏》、《净名经广疏》、《维摩广疏》。隋吉藏撰。六卷。北羽19号,首尾均残,存89行。所疏为罗什译《维摩经》的《菩萨行品第十一》至《见阿閦佛品第十二》。本《义疏》原由玄义与释文两部分组成。玄义系对全经的概论,释文系逐句解释经文。在玄义中吉藏认为《维摩经》的主要宗旨是明权、实二智。他把全经分作二处四会,进而分成三分、三时、三章、三门,由此概述全经大意。本《义疏》我国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入。后被收入日本《?字续藏》与《大正藏》。敦煌本可供校勘。

七、《维摩义记》,又名《维摩经义记》、《维摩诘所说经注》、《维摩义疏》、《注维摩经》。隋慧远撰。四卷,每卷又分“本”、“末”两部分,故又作八卷。敦煌遗书存二号:(一)斯2688号,首尾均残,属卷一本之后部分及卷一末之前部分,所释为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二)北吕96,首尾皆残,存937行,属卷二本之后部分,及卷二末之前部分,所释为《弟子品第三》、《菩萨品第四》。本疏将《维摩经》归为“菩萨藏中顿教*轮”。然后分“就处分别”、“就会分别”、“就义分别”、“就文分别”等四科对全文进行疏释。释义详尽细委,每释一义,多先征引,后方解之。慧远属南道地论派,释义多用该派宗义,颇有辨正肇注之说。文内引其它佛教着作达数十种,实可珍贵。慧远原着我国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入。后被收入日本《?字续藏》与《大正藏》,但其本脱误尤多,故敦煌本可供校勘。且从敦煌本可知,该《义记》最初每卷不分本末。该《义记》在敦煌出土后,日本《大正藏》曾将斯2688号误作古逸,拟名《维摩经疏》,收入第85卷。

八、《维摩经解》,作者不详。原着卷数不详。北昃50号,首尾皆残,存302行。所疏为罗什译《维摩经》之《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现题系今人据内容所拟。本解全文科分不清。每品一般先释品题,然后疏通文义。于佛国诸声闻弟子之本事,叙述详委。似受隋慧远《维摩义记》之影响。本解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

九、《维摩经疏》,作者不详。六卷。敦煌遗书存4号:(一)北淡76号,首尾均残,存603行。所释为罗什译《维摩经》之《佛国品第一》(首残),《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二)伯2049号,首尾俱全,系卷三。所疏释为《弟子吕第三》。(三)伯2040号,首尾俱全,系卷六。所疏释为《香积佛品第十》至《嘱累品第十四》。(四)龙谷大学533号,首尾均残,存695行,应属卷一。本疏原着不全,故全疏科分不清。疏释各品时,大体均以辩来意,解品名,释文义三门进行。文内大量引用各种佛教着作。兼引僧肇之《注维摩》与慧远之《义记》。释文并参考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并在一些方面引征了唯识派的观点。本疏我国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入。敦煌出土后,伯2049、伯2040两号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研究者或认为该疏是敦煌着名佛教学者昙旷的着作。

十、《维摩经抄》,作者不详。一卷。伯2275号。首尾齐全。本卷虽名“经抄”,实际并非摘抄经文,而是对经文做疏释。系自罗什译《维摩经》之《佛国品第一》疏释至《见阿閦佛国品第十二》。本疏分序文及释文两部分。在序文中,作者认为大乘可分法相宗、破相宗(指般若空宗)与法性宗。《维摩经》与《华严》、《楞伽》、《涅槃》、《起信》等,均属法性宗。认为《维摩经》以不思议解脱为宗,并将此解释为下、行、报、用、教五种不思议。不过释文时并非逐句疏释,而是有重点地摘抄部分经文而疏释之,或者因此而名为《维摩经抄》。释文简略精要。本疏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

十一、《维摩诘经颂》,原题《维摩经十四品》,现名系据内容而拟。偈颂体佛教注疏。作者不详。一卷。北羽3号,首尾俱全,共29行。本颂对罗什译《维摩经》之十四品,每品用一段五言偈颂概括其主旨,共成十四颂。文、意俱佳,当出高僧之手,属敦煌遗书中不可多得之珍品。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录。

十二、《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又名《净名经关中疏》、《净名集解关中疏》、《净名疏》。唐中京资圣寺沙门道液集。二卷,或四卷。北图藏有姜94号等26件,其中多有可相互缀接者。英法俄日等国所藏亦有数十号。据自序,作者以“日者传习多疏道尚习,以赡异端,致使大宗芜蔓。”对先贤奥旨“惮略而难通。”故于上元元年(760年)撰成此疏,又于永泰元年(765年)修正定稿。本疏以僧肇《注维摩经》为依据,故文中多引《注维摩经》中什、肇原文而阐疏之,释之较为简略精要。是研究唐代佛教思想的主要资料。本疏在古代经录中曾有着录,但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但录文有大段缺漏,且错讹较多。所缺之文可据北新297号补齐。

十三、《净名经关中释抄》,又名《净名经关中释批》、《关中疏释批》。佛典注疏。唐道液撰。二卷。北图藏有生94号等7号,英法等所藏约10号左右。本《释抄》与同作者所撰《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不同,是以隋智顗所撰六卷本《维摩经玄疏》为主,吸收了各家对《维摩经》注释并加批释而撰成。全文先从五门对《维摩经》进行分析:(一)释名:论述《维摩经》之由来,历代翻译经过及解释经题。(二)明体:以不思议真性解脱为体。(三)明宗:以佛国因果为宗。(四)辩用:以权实善巧为用。(五)判教:谓该经主旨抑小扬大。然后注疏僧肇之序文及逐一疏通经文。释义精要。本《释抄》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

十四、《维摩疏释前小序抄•释肇断序抄义》,所疏为唐道液撰《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卷首之道液自序及所引僧肇《维摩诘经序》。前者即名《维摩疏释前小序抄》,唐契真法师撰;后者名《释肇序抄义》,似亦为契真法师述,体清记。两者合为一卷。今敦煌遗书存有四号:(一)斯1347号,首存尾残,88行。所录系《小序抄》之前部分。(二)伯2149号,首全尾残。所录系《小序抄》之全文及《释肇断序抄义》之前部分。(三)斯2496号,首残尾全,存92行。内容系《释肇断序抄义》之后部分。尾题:“崇福寺沙门体清记”。上述斯1347、2496两号字体相同,显系同卷,但中间尚有残失,不能直接缀合。(四)北图岂88号,首残尾全,存251行。内容系《小序抄》之后部分及《释肇序抄义》之全文。《小序抄》分“教兴次弟”与“述释所以”两门疏释道液《关中疏序》。“教兴次弟”首先追述佛法东渐的历史;其次论述罗什之前佛经翻译存在的问题;最后叙述罗什的生平及其在译经史上的功绩。“述释所以”首先阐发写作《关中疏》的原因,谓当今传经习听之徒疏于道理、繁于法相,趋于异端。为矫时弊,故需深研先贤奥旨。言次甚不满足于当时佛教界之风气。其次叙述《关中疏》之作者,作时及作用。《小抄序》之末则谓:“余永泰二年时居资圣传经之暇,命笔直书,自为补其阙遗,岂敢传诸好事。资圣寺契真法师作之,用传后进。”《释肇断序抄义》分“通明本迹”、“别辨教兴”、“重译所由”、“彰注解所以”等四门疏释僧肇《维摩诘经序》,并附有肇序结构图示。卷末谓“余以大历二年(767)正月于资圣传经之次,记其所闻,以补多忘。”证此文乃体清在资圣寺听契真传讲后所作的笔记。本疏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出土后,被日本《大正藏》分为两件收入第85卷。《释肇序抄义》误定名为《释肇序》。

十五、《净名经科要》,作者不详。原着可能为一卷。北图藏有2号:(一)致62号,首尾均残,存164行。注疏罗什译《维摩经》之《佛国品第一》至《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二)腾47号,首尾均残,存146行,注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至《嘱累品第十四》。上述两号字迹一致,纸质相同,内容相属,当为同卷。原卷无标题,现题系据内容所拟。《劫余录》谓:“细按此两卷文相,盖判第一、第二两品为序分;第三至第十二品为正宗分;第十三、十四两品为流通分。每分中先详释各品生起次第之理趣,次略释各品之要义,颇精确。”本《科要》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

注释:

①《注维摩诘所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8-30页。

②《注维摩诘所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页。

③“清信女”下原空。

④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83页。

⑤《大正藏》,第五十卷,第367页上。

⑥陈垣:《敦煌劫馀录》,1931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