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百家作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迁！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首先，他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编纂体例，即后世史家所推许的“纪传体”。这种编纂体例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废，并按编年记述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述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国史，也包括开国勋贵、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则以传记的形式，记载社会各方面的人物事迹。其中，“本纪”记事简要，是纪传史的“纲”；“世家”、“列传”记事详细完整，是纪传史的“目”。

所以，纪传体是以历代帝王为序，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记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情况，构成一代完整的历史。《史记》问世之后，纪传体遂为历代史家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历史编纂体例之一。郑樵《通志·总序》将它誉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可见《史记》对我国古代史学影响之大。 其次，司马迁以进步的历史观，总结古代以至秦汉的历史，使《史记》成为一部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巨著。他在《报任安书》曾说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著述《史记》的出发点。

这在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盛行之时，无异宣布与这种神学思想分道扬镳。《史记》确实体现了这一旨意。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指出邹衍的阴阳学“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史记·封禅书》），是造成战国末年以来符应、祥和鬼神之事泛滥的根源，实际上道破了“天人感应”思想之荒诞。与此同时，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封禅书》，记载历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其中以将近半数的篇幅，记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讽刺性的文辞婉转微妙。

在《封禅书》的篇末，司马迁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的话，即表示他因职务的关系，曾经扈从汉武帝巡行封禅，祭祀天地诸神，又目睹汉武帝、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动，于是写下这类祭祀鬼神的事实，“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这里，司马迁表明将它公之于世，是为了揭露这类闹剧的内幕，使人们了解事情的原委。这在汉武帝时代，确实胆识不凡。对于鼓吹“天人感应”的神学大师董仲舒，西汉时即被人视为“群儒首”，甚至誉为“有王佐之才”（《汉书·董仲舒传》），而司马迁对他则持贬抑的态度。有关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史记》并无专传，只用寥寥五百余字，载于《儒林列传》之侧，位置极为次要。

代表董仲舒思想的《天人三策》，《史记》不仅只字未加提及，相反却详细记述他因著《灾异之记》下狱一事，称董仲舒出狱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字里行间深寓嘲讽之意。 与揭露“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同时，司马迁更多强调人事的作用。比如在论述楚汉胜败时，他着意记载项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实，以批判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在论述秦王朝败亡时，他引贾谊的《过秦论》，强调秦败于严刑酷法，赋敛无度，是“民危”的结果。

而且对秦末农民起义大书特书，不但将陈涉与汤武等列，而且将他的事迹列在“世家”，予以特殊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一再肯定陈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实际上等于说明朝代的更替是取决于人与事，而非“天”或者鬼神的意志，这与他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对于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司马迁又回到神学天道观。如关于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六国年表》将它归结为“天所助”。此外，《天官书》也存在用自然界的变化，去比附社会现象的神学观点。但是在《史记》中，这不是主要的。 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史记》中多次论述。如“略协古今之变”、“终始之变”、“通古今之变”等等。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出发，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考论史事，使《史记》各组成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好了小编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了，看完这篇文章后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敬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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