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佛教信仰风俗

导读：宋代的佛教信仰风俗

宋人的宗教信仰包括多种，其中以佛教最为流行，也最具影响力。就宋朝政府而言，佛教是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的一种精神工具。除了宋真宗和宋徽宗时代出现过短暂崇奉道教、抑制佛教的政策而外，宋代统治者几乎都是釆取两手并重的策略，既严厉抑制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同时也将佛教视为有裨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大加利用。

唐人房千里对南人信仰佛教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吏课其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及施财，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为师郎，或有疾，以纸为圆钱置佛像旁，或请僧设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目曰除灾。这一记载表明，唐朝时期，南人很少信仰佛教，寺庙也为数不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僧人，他们也基本上不了解佛教的教义、教规等方面的内容，其所作所为与世人几乎没有差别，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由此可见，唐朝以前佛教的普及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不少地区并无佛教的影响，有些地区虽然有佛教传播，但对民间的渗透似乎还非常有限。

如果说唐朝以前的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浓厚贵族特色的宗教，那么，随着禅宗的逐渐兴盛，宋代以后的佛教可以说是平民化倾向占主导地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上层就完全不信仰佛教，抑或是他们对佛教的热情有所降低。恰恰相反，由于佛教更加广泛深人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拥有巨大特权的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不信佛教之人越来越少，即便是那些猛烈抨击佛教的士大夫，也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佛教对人和社会之影响愈益深远。

在宋代，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信奉佛教者大有人在，天下之民，其奉事佛者十室而九，在周孚看来，全国大约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家庭信奉佛教，所占比例之高可见一斑，于此也可知宋代佛教信仰具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宋代全国各地佛教的寺庙星罗棋布，确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言，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踰千计，小邑抑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可知宋代佛教寺庙数量之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之繁盛。

就宋代而言，佛教在理论上并无多大成就，虽然也翻译过来一些经典，但与唐代以前相比，佛教学说本身似乎没有大的进展。因此，宋人基本上是信奉已经大体定型下来的怫教教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佛教思想对普通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业报轮回说，即所谓的因果报应。在宋人看来，似乎万物都有可能遭到报应，尽管报应的方式、程度等各有不同，但最终会有报则是不变的真理。承节郎怀景元，钱塘人。

宣和初，于秀州多宝寺为蔡攸置局应奉，性嗜鳖。一卒善庖，将烹时，先以刀断颈沥血，云味全而美。景元自是不敢食鳖。这个故事中吃鳖之人未有报应，反倒是杀鳖的厨师却遭到惨不忍睹的惩罚，这与佛教不杀生的教义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佛教学说认为，现世的果必然有过去的因，现世的因也必然会引出未来的果。通常情况下，世间万物，包括人类在内，为善与行恶迟早都会得到验证，因而报应是天经地义而不可避免的。行善者得善报，宜黄巨室涂氏，自其祖六秀才济者，素称善人，教训五子一孙，家法整整。长子大经，次大节，乡贡人京师，居上庠。又一年，二子皆及第，并终于朝奉郎，族人称大经曰大朝奉，大节曰小朝奉。济生受官封，四子大任，续亦登科第，但仕不通显。中间被省略的部分说涂家厨房旁边的水井中有龙居住，显然是无稽之谈。可以肯定的是，涂氏虽属当时社会的富裕家族，但并非为富不仁，而是世代行善，于是其子陆续考中进士。

在宋代，科场竞争异常激烈，中科举无疑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大概是因为涂家连续有人及第，声名大振，因而各种传说便不胫而走，洪迈所记录的大概就是这些传闻。相反，为恶者也会有恶报，作为县吏，张三之妻生性残酷，不仅对使唤的婢女惨无人道，而且还对儿媳下毒手，其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当是罪有应得。而张三未能对妻子严加管束，或许是他根本就毫无办法，最终导致了其妻的暴行一再得手。然而，法律层面无法判定其有罪，于是人们希望他也受到惩罚，或许是张三晚景凄凉，因而才会出现其死后为野犬啮墓的报应。

善恶之报终究会出现的说法实际上是人们对某些不可理解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出的某种巧妙安排，也是人们惩恶扬善心态的反映。如前所述的张三，在当时的人看来，他作为一家之主，对因妻子的暴虐行为所产生的悲剧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却并未触犯法律，而是属于道德问题的范畴。因此，因果报应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可以提倡人们行善，同时也对作恶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这对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疑大有裨益，这也是宋朝统治者利用佛教学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娜姐说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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