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教授：西域佛教漫谈

西域佛教漫谈

刘元春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本文取狭义的西域，即指我国历史上的新疆。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是东西方社会交流的枢纽，境内山峰盆地夹峙，沙漠与绿洲相间，西越帕米尔高原与中亚细亚连成一片，东邻河西走廊与祖国内地浑然一体，自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之后，各种民族文化在这里异花授粉，各种社会文明在这里砥砺消长，五彩缤纷而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西域文化，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朝圣者的目光。但过去的辉煌被风蚀尘封，留下历史的遗憾。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们的考古发现，“西域学”风靡全球。其中，西域佛教成为人们研讨的中心，这不仅因为大量的考古发现与佛教有关，而是因为佛教与西域社会的兴衰更替息息相通。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尚无定论，若根据佛经故事记载，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教便传入了当时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等地，学术界多依据藏文《于阗教法史》、《大唐西域记》等史籍推论，大约在公元前80年以毗卢遮那阿罗汉创建西域(也应是中国)第一座佛寺为标志，佛教小乘说一切有部从北印度(今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开始，而由南向北由西向东传播开来。

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后，约在公元2——3世纪也随即传入了西域各地，出现了大小乘并弘的局面，逐步发展形成了以于阗、龟兹、高昌(今吐鲁番)以及莎车、疏勒(今喀什)等城为中心的佛教胜地，从而揭开了佛教史上辉煌的篇章。

佛教初传时的西域尚处于奴隶社会形态，众多城郭小国互不统属，争强斗胜，硝烟不断，尤其是匈奴不断点燃战火，残酷掠夺，使社会剧烈动荡，人生变化无常，原始宗教萨满教袄教，无法满足人们信仰的需要，这为佛教施展其富有理性与和平精神的信仰内涵提供了良好机遇。不过，首先传入西域的小乘说一切有部思想，还难以摆脱封闭保守、偏执乃至悲观的境地。多追求个人的解脱，缺乏广大悲愿所带来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可在以后凡是小乘流行的区域都存在消极退步的社会现象中，寻求有力的反证。由于小乘佛教的这种缺陷，容易产生对新生事物的排斥性，从而束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进步，而佛教大乘思想以其积极入世的实践，开放、宽容，利益众生，这为佛教融入并净化现实生活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促进社会文明提供了可能。魏晋时期(公元3——5世纪)，西域社会生产力提高，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各自为政的诸多城郭小国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而且加强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公元260年僧人朱士行第一次西行于阗寻求大乘经典开始，西行求法与东来弘法的佛教高僧不绝如缕。尤其是东晋时期高僧法显的西行与鸠摩罗什的东来，掀起了西域佛教弘传的高潮，加速了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发展。使印度佛教、西域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崇尚并弘扬大乘思想的中国佛教，从而冶炼并超拔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品格与特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是当时社会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体系，铸造最进步的人类文明，因而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民众的普遍信仰，尤其是大批王公贵族出家事佛，成为一种时尚，使住持正法的僧人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点，我们从《高僧传》等众多史籍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权势与财富，可以推动佛教的发展，提高佛教徒的社会地位，扩大佛法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在西域境内开凿了众多规模宏大的石窟，兴建了雄伟壮观的佛寺，广纳四方贤才，讲经说法，使佛寺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现存高昌等地的石窟群及佛寺遗址可知，它们大多或依山傍水，拥有十分优美的自然环境，或耸立在城市中心，近距上宫官府和繁华街市，出入凡尘世间，不即不离，自然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寺院是佛教融入社会和化导凡夫的载体，也是社会人群探视佛法的窗口，承担着佛教的荣辱兴衰，这关键取决于佛教徒特别是出家人信仰的价值取向。在基本生存保障下，出家人应主要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要营营苟苟于金钱的漩涡。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大乘高僧们，用自己崇高的人格和智慧，勤勤恳恳、弘扬佛法真理，井激励人们精通五明，接纳先进的文化滋养，洗涤自私好斗的心胸，创造友善和平的社会氛围。罗什大师在西域对大乘佛法的阐扬，奠定了西域与中原政府统一的思想基础，他在到达内地之后，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第一次厘清了佛教大小乘的差异，开启了中国佛教的坦途。

令人遗憾的是，自罗什大师东来之后，西域佛教以龟兹为中心出现了小乘信仰日占主导的趋势，这是地方统治者为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思想与小乘信仰的精神内涵相依存的必然结果，我们从现有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域佛教信仰有以下特点：第一，闭守寺院，追求个人解脱，缺乏积极引导社会的活力；第二，悲观厌世，注重祈祷来世幸福，远离现实；第三，某些执事僧偏重于物质享乐，不思精进，寺院变成某些权势贵族的附庸，失去了立世的根本；第四，信仰淡化，高僧大德不多，缺少阐扬佛法的精神与才智等等，尤其是，佛教过分依赖王权，缺乏独立的个性。因而，往往随着统治者的喜好更替而兴衰，西域社会的政权更迭频繁，民族斗争不断，而佛教是“和平宗教”的特性，虽契合普通群众期求，但却有违于某些统治者雄霸天下的意愿，所以，一旦战乱发生，佛教便首当其冲，加之佛法的精神实质并未真正植根于民众心性中，极易遭到毁灭性打击，所以，西域佛教的发展变化呈现时起时伏的历史态势。

自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之后，唐朝基本上己重新统一西域，并先后在高昌、龟兹设立了安西部护府，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这时，已成为当时社会主体信仰之一的中国大乘佛教开始大规模回传西域，反哺西域佛教。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创宗立说，也很快传播开来，在西域各地积淀丰厚的中同文化土壤，尤其在深受儒释道思想影响的高昌、于阗，这里的社会价值体系与中原基本类似，与大乘佛教的兴盛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又使佛教较之西域其他地区有更持久的影响。8世纪后期，吐蕃人趁唐朝安史之乱导致国力衰弱之时侵占西域的塔里木盆地，达120余年之久，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影响西域，在当地的社会文化中打下深刻的烙印。840牢，原生活在漠北蒙古的回鹊人(今维吾尔人祖先)迁入高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等地区之后，曾将摩尼教立为国教的他们重新改信佛教，广泛开展佛教文化事业，将佛教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一直到蒙元时期兴盛不衰。他们高僧辈出，通晓各民族语言，精解佛经，在宋元佛教界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在南疆于阗有虔信佛教的李氏王朝，佛教享有崇高的地位，并与中原中央政府和高昌回鹘汗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域佛教发展的又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