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儒道佛信仰的互补与随俗心态的涵养

刘禹锡：儒道佛信仰的互补与随俗心态的涵养

刘禹锡一生功名意识和功业理想太重，以致我们很多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以为他只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实不然，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对他一生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人生观与处世原则等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儒家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主体和主导，是其立身行事和处世的主要原则；而佛家和道家思想则主要是对其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有些影响罢了。综合而言，像中唐时期的很多文学家一样，刘禹锡也是持儒道佛三家思想互补互济共生的信仰与态度的，只是儒家思想立身行世的方向和原则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和决定了其三家思想并不可能真正融合，也不可能在实践中调和运用，佛家和道家思想对他一生的行迹影响很微弱罢了。

当他仕途得意时，儒家思想一直处于基础但核心的地位并在起着支撑作用，当他仕途困顿失意时，儒家思想仍然是其思想与行动的主体和指导，但长期的贬谪生涯，久处蛮荒，行迹直接民间和世俗风情，在这种情况下，刘禹锡也不得不入乡随俗，收束其淑世情怀的一面，涵养其随俗的心态。

虽然也许随俗心态与入世的理想并不矛盾，但功名意识与功业理想很浓厚的刘禹锡在直接联结平民百姓生活的地方官任所任职，势必会产生因民间地方官身份与其曾经京官身份的巨大落差所带来的后起的体验性矛盾，至少地方官任所近俗而京官相对来说更接近贵族阶层和相应的高雅文化，而刘禹锡的入世激情和目标主要在于它对京官的期待与在京城任职，所以，对京官的期待与其边缘的处境、精英高雅文化意识与其谪臣身份势必会处于一种矛盾对立的状态之中，因此，在地方官任所势必会带给他很多随俗所会产生的烦恼与忧虑。

但是，他又必须入俗随俗。既然如此，他就又必须摆落因困顿失意而产生的圣贤人格、独处意识和孤愤心态，放弃对圣贤人格、独处意识和孤愤心态的坚守，而需要以平民思想和平民姿态走进民间，放开自我。他需要实现和完成其身份与角色的转型,可贵的是刘禹锡实现了这种身份与角色意识的转型，走入了民间，体验到了边缘文化与下层群众的生活状态，而且他还改编并创作了很多乐府民歌体歌谣或诗歌，很多还是词的雏形，在与下层民众一块生活的经历，使其诗歌获得了一种别样的体裁与风格。但随俗对刘禹锡来说意味着有可能改变其仕途轨迹和功业理想，所以，他选择了超越世俗，其超越的方式主要是在意念中坚守着入京回朝的梦想，以改变和创作民歌的方式来消解其身份影像所带来的差距与内心的失落，来走入民间，深入民众的生活中去。同时，在此期间，他还依靠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来寻求自我安慰和解脱，在“道”与“器”的对等寄寓关系中实现并完成了其人生出处行藏的矛盾与困惑，从而在走入世俗中超越于世俗之外，在体验世俗中完成了对生命的哲学沉思。在儒道佛思想互补共济的体系下，化解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矛盾中寻求平衡和超越，入俗而超俗，从而在内心获得一种超旷心境。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体系之中，尽管思想文化的雅俗关系，观念上可以而且事实上也一直处于相对的量变质变交替转化的状态和过程中，但由于王权政治所主导的封建政体与儒家思想的影响，官方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和士人阶层文化一直居于主流和主导的地位，很多时候被认同为高雅文化的代表而与民间的俗文化相对而存现。在此状况下，一方面，由于儒家名教说和垂名教化的政治观念的影响，代表主流文化倾向、占据文化主流地位的士人文化或者说士大夫文化开始逐渐向官方政教文化靠拢；另一方面，又由于士人阶层需要向皇权与封建正统思想靠拢以博取功名、施展政治抱负，而统治阶层也需要文人士大夫来为其服务，所以，具有政治家和士人即文人士大夫双重身份和角色的文化人就出现了。

因此，通常情况下，一方面，很多封建时代的文人都有双重身份并承担着双重角色的任务，既是官员，又是士人，既拥有显贵的政治家身份，又拥有高雅的士人文化身份，很多时候，他们及其所属的文化体系就能直接构成或转化为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主体，而相应地他们也就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和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奉行者。另一方面，士人的功名意识和功业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和决定着其对其所属的皇权政治与正统文化一定程度的依附性和服从性，因此，很多文人在思想上和人格方面并不能算是完全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士人一方面可以保持自我思想与人格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因为参与政权分配和承担国家某些政治活动而又势必会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正统意识和皇权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和人格上的依附性和服从性。基于此，入世建功的功名意识势必会潜在地与个人独立自由的思想行为和士人的人格尊严发生不同程度的抵牾和冲突，以致于两者长期处于一种矛盾的胶着状态之中，而这两方面的追求又都是人性的必然和本然的存现方式与状态，因此，怎样从这两种矛盾状态中超脱超越出来就成为古往今来所有功名士子们所必需面对和考虑的问题。

所以，处于人格独立和思想依附的夹缝中，很多封建时代的文人在立身处世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相应的窘困乃至矛盾的境地和状态。既要趋俗入俗以求得功名而入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同时又需要适当地超越于世俗的名缰利锁，以保持一定的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与士人的尊严，以适怡身心，保持个体一定的独立自由的思想和情感空间。因此，儒家的入世精神与士人的超俗理想就处于一种矛盾又胶着的状态之中。

对于此种情境，作为具有精英意识和高雅的文化身份的士人阶层，要么绝对地独立于封建王权之外，不入仕途，像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诸子和六朝风流文人一样，游身仕外，以保持士人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在乱世或暗世中寻求高蹈超迈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要么做王权与功名的奴隶，不讲人格和尊严地依附和服从于君权和正统思想观念；要么就在这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带有世俗中庸色彩和适度超越特征的平衡和谐的思想空间和生存状态，即以士人的身份和情怀入仕，同时又以仕人（以儒家“内圣外王”的目标为人格理想而做官的士人）的志节处身。政治清明时，则更多地更大程度地入仕，以施展个人的济世理想和远大抱负，为国效力，“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像老子所言的“天下有道则见（现）”，这样个人的功名理想与国家的治世需要两者都可以兼顾。

相反，政治暗乱之际，则更大程度地疏离游离于（乃至独立于）政治时局和社会潮流之外（所谓“天下无道则隐”），以一定程度上保持士人的志节、气节和人格精神，这样也可以家国两便，各适其宜。历史上，作为思想文化精英和高雅清流仕人阶层的士人，大多数都采取了最后这种方式，依偎于封建王权和个人独立自由的思想和人格精神之间，在矛盾中求取平衡之势以出处行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