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港台：台湾居士佛教观感

二〇〇二年四月，我利用赴台湾参加第二届台湾当代佛教发展研讨会之机，着重对台湾的居士佛教进行了一些粗线条的考察。由于时间紧迫，只能是跑马观花，浮光掠影。现将我对台湾居士佛教的一些粗浅感受，笔之于下。

居士佛教是当代台湾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台湾佛教的兴盛，是与台湾居士佛教的兴盛分不开的。据台湾学者的研究，台湾当代居士佛教的历史源头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台湾本土居士佛教的悠久传统。早在明代郑成功据台时期，就有沈光文、李茂春、林英等开台湾在家学佛之先河。进入清代以后，原来流传于大陆的斋教也传到台湾。传入台湾的斋教有龙华派、金幢派、先天派等三派。

这三派都是祖述明代正德年间由山东即墨人罗清（后人尊之为罗祖）所创立的无为教。无为教的宗旨与佛教禅宗南派接近，不立文字，否定佛像、寺庙，以绝对的、永恒的“真空”作为宇宙的根本。庵堂中一般供奉罗祖像。斋教被清朝当局视为“邪教”，遭到残酷镇压。但是台湾斋教多以拜佛为主，自称在家佛教。据大正八年（一九一九）日本当局所编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的统计，当时，全台纯正的佛寺只有七十七座，而斋堂却多达一百七十二间。所以，台湾斋教的地位和遭遇要比大陆的罗教要好得多。斋堂和佛寺之间、斋教徒与佛教徒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与和谐。台湾光复、特别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以中国佛教会为代表的传戒派，透过传戒活动改造了一些斋堂，使之成为僧寺或尼寺，但是拒绝接受传戒活动改造的居士道场仍然很多。据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所载，台湾各县市的中佛会团体会员共一千二百六十个，其中载明居士为道场负责人的有七百一十四个，超过半数，这说明台湾居士佛教在整个佛教中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

其二，是大陆居士佛教的影响。清代末年以来，由于杨文会等人的倡导，居士佛教在大陆迅速兴起，特别是由于欧阳渐等人对于传统佛教中尊僧抑俗、僧俗不平等思想的批判，使居士佛教的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在二十世纪五○年代初期，台湾佛教界也曾出现过尊僧抑俗的倾向。一九五三年，印顺法师发表《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文章明确指出：“复兴中国佛教，说起来千头万绪，然我们始终以为：应着重于青年的佛教、知识界的佛教、在家的佛教。今后的中国佛教，如果老是局限于—衰老的、知识水平不足的、出家的（不是说这些人不要学佛，是说不能重在这些人），那么佛教的光明前途，将永远不会到来。在这三点中，在家佛教更为重要。”如果说，印顺的文章从理论上解决了居士佛教在台湾佛教发展中的地位问题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五○年代以来，一大批从大陆来的和台湾本土出生的著名佛教居士的实践活动则表明，他们的确如印顺法师所说，给台湾佛教的发展带来了“光明前途”，起到了复兴作用。

笔者这次到台湾考察居士佛教，虽然也接触过一些一般的居士，对于他们对佛教的虔信，对于佛教事业的热心支持，有过一些亲身的感受，但是由于接触不广，感受也就不可能深刻。因为本人这次考察的重点，是台湾著名佛教居士对于台湾佛教发展的贡献，所以拟在此谈谈在这方面的一些体会。

经过我的初步考察，觉得可以根据其对台湾佛教发展所做出的不同贡献，将台湾光复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居士分为三种类型：即护法居士，弘法居士，学术研究居士。

所谓“护法居士”，是指拥护和维护佛法，即维护佛、法、僧“三宝”的在家佛教信徒。早在二十世纪五○年代，一些从大陆来的著名居士，或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或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在维护佛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一九四九年张清扬与李子宽就出资一千五百万元，接管台北市善导寺，不仅为太虚法师创办的《海潮音》提供了办刊场所，而且为当时从大陆来的一些僧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同年七月，大陆来台的一些僧侣，如慈航、律航、星云、道源、戒德、默如、心悟、莲航、性如等二十余人，被台北警方以“无业游民”抓捕，李子宽、赵恒惕与张清扬等与佛教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联合奔走，终于使其脱难。鉴于这一教训，作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的李子宽与东初法师、南亭法师、白圣法师商定，组设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于台北善导寺，登记大陆来台的僧尼，设法维持其生活及道业。

一九五三年，李子宽、赵恒惕、李添春三居士与章嘉大师、印顺法师组成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大会。会议期间，日人高森隆介找赵恒惕表示，愿将其在南京发掘之玄奘顶骨之一部分归还中国。

当玄奘灵骨送到台湾之后，决定在日月潭建立玄奘寺塔，赵恒惕曾任筹建委员会主委，李子宽为总务主任。李子宽为筹款走遍台湾各县市，赵恒惕则亲自敦请蒋介石，指令台湾省政府拨款补助建寺塔经费不足部分。又如，董正之居士长期担任立法委员，对于有关佛教的法令，多尽力护持，并为“动物保护法”争取立法，促成各地成立动物保护机构。他对于佛教寺庙道场遇到的困难，也多出面仗义维护，因此被佛教界以大护法视之。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他们都有效地维护了台湾佛教事业的顺利发展。

所谓“弘法居士”，是指弘扬和传播佛教思想和教义的在家佛教信徒。这种弘扬，既包括出版佛教经典、刊物，也包括创办各种居士佛教组织。例如，朱镜宙创立台湾印经处，印刷了大量佛教经论；他还与屈映光、赵恒惕、锺伯毅等发起修订《中华大藏经》。而蔡念生居士自担任修订《中华大藏经》总编纂之后，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认真进行编辑、校对，先后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正藏一、二、三、四辑，并做到了“过去藏经已收入者，一目不缺少，一目不重复。”至于创立居士道场之著者，则有李炳南居士主持的台中莲社，继续了大陆净业林或居士林的结社念佛、讲经授徒的传统；南怀瑾居士主持十方禅林，指导禅的修行；屈映光等藏密系统的上师，以居士身份传授密宗。周宣德居士在二十世纪五○年代初发起“空中弘法”活动，利用电台向听众弘法，五○年代末，成立基金会，以辅导、奖励大专青年学佛；六○年代，又与詹励吾创办《慧炬月刊》，以鼓励大专青年研究佛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都有力地推动了台湾佛教向群众性的方向发展。

所谓“学术研究居士”，是指对佛教教义、思想、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在家佛教信徒。在这方面，台湾本土原来就有一批老一代的学者型居士，如李添春、李世杰、杨白衣等。近年来，又涌现出一批很有实力的台湾籍中年佛学研究居士，如江灿腾、杨惠南、蓝吉富等。李添春对于台湾宗教历史比较熟悉，曾编纂《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比较细致地介绍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台湾各种宗教的历史发展。李世杰的著述甚多，重点在于印度佛教哲学及中国佛教思想；杨白衣的重要贡献，是将日本佛学界之崭新成果介绍给台湾佛学界，他很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对现代台湾的佛学研究颇有启蒙之功；江灿腾于近世及现代中国佛教史，用力甚勤，著述迭出；杨惠南师从印顺法师，企图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中，探求人间佛教兴衰的依据；蓝吉富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尽量将佛学界所忽略的域外汉籍资料引进台湾，并积极引介外国佛学界的重要工具书，同时向台湾佛学界传播国际间之重要佛学研究信息，期能扩大台湾研究者的佛学视野。此外，从大陆来的一些佛学研究者，也是著作等身，如南怀瑾居士不仅有许多佛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不少关于儒家和道家的著作；张曼涛英年早逝，但他编辑的《中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一百册，却网罗了民国佛教研究之精华，是民国佛教论文之总集；于凌波在佛学方面的著作很多，其《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一书曾风行一时，其《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五卷本，是目前这方面最系统、最详尽的著作。正是由于众多研究学者共同努力，把台湾佛教的发展不断推向了深入。

以上只是我对于台湾居士佛教的一点粗浅感受和认识，不当之处，敬祈台湾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朋友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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