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狮头、金翅鸟的浮雕　　　　殿顶佛塔　　　　哥特式回廊　　　　古德寺牌匾（黎元洪题）　　　　老照片（1930年）　　　　圆通宝殿　　

　　古德寺，武汉“四大佛教丛林”之一。尽管其坐落于汉口繁华地界，但其声名却远不及武昌的宝通禅寺、汉阳的归元寺响亮。这座隐藏在闹市的寺院，有着异于中国传统佛教寺院的建筑风格，颠覆着到访者对汉地佛寺的印象。　　史说古德寺　　古德寺始建于1877年，最初名为“古德茅蓬”，是由法号为隆希的游方僧人主持修建的，当时的建筑风格与传统汉地佛寺并无二致。1909年，昌宏法师接任住持后，古德寺开始了第一次扩建改造。此次工程依旧遵循中国传统佛教寺院的布局形式。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古德寺一带成为阳夏保卫战的战场之一。昌宏法师率弟子参与了革命军的救援工作。也正因如此，1912年4月13日，孙中山专程到古德茅蓬凭吊革命烈士。1914年，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亲笔题书，将“古德茅蓬”正式更名为“古德寺”。如今这块竖匾依然悬挂于寺院大门之上。牌匾的左下角还能清晰地看到“黎元洪题”四个字。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前来参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许多僧人也慕名而来。寺内的殿宇屋舍一时人满为患。昌宏法师对寺院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改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融合了中国传统佛寺与异域建筑风格的圆通宝殿，就是在1921年的第三次改建中完成的。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到此参观时，大家都为圆通宝殿独特别致的造型惊叹不已。　　多元建筑风格荟萃的圆通宝殿　　如今的古德寺，相较于鼎盛时期，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许多建筑在“文革”期间被损毁。现存的仅剩天王殿和圆通宝殿。　　天王殿内供奉着一尊由樟木雕刻的金身弥勒佛。弥勒佛身后的韦陀护法面东而立。殿内两侧是木制的四大金刚。就整个布局来看，古德寺的天王殿与一般汉传佛教寺院相差无几。　　穿过天王殿，便来到四方宽敞的殿前院落。院落中央供奉着一尊四面佛。这尊四面佛通体金身，每一面佛的手中所持法器均不相同，分别代表着事业、爱情、健康与财运。四面佛是小乘佛教中供奉的诸佛之一，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泰国香火最为鼎盛。古德寺内的这尊四面佛并非历史旧迹，而是1997年由一位香港人士出巨资从泰国请回来的。　　参拜过四面佛后，继续前行，一座集中式寺院、缅式佛塔、哥特式建筑风格于一身的单体式殿堂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整个古德寺之精华所在——圆通宝殿。殿宇整体构思奇特，装饰细节华丽精美，让人不禁感叹当年设计者的奇思妙想和工匠们的精湛工艺。　　圆通宝殿入口处的建筑式样与缅甸佛寺颇为相似。

前后两层门楣呈波浪形拱状，拱状门楣下方为尖形顶。门楣两侧由八角六面的立柱支撑，柱头雕琢着旋涡状纹饰。双层门楣的上方递收为锥形屋顶，提升了大殿的纵深感。屋顶墙面正中是一个圆形花窗，两侧对称分布着尖矢形长窗，均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细节。墙面上雕刻着的狮头、金翅鸟、大象、孔雀、花卉等纹饰，是小乘佛教中经常出现的教义符号。　　圆通宝殿的内殿为单层正方形，长宽均为32米，内高16米。殿内供奉着“纵三世佛”，即现世佛释迦摩尼，过去佛燃灯佛，未来佛弥勒佛。三尊佛像神态庄严肃然，盘坐于莲花宝座之上，静观着世间百态。缭绕的香烟，间或响起的诵经声，愈发突显出大殿的静谧。殿内两旁供奉着25位神态各异的圆通菩萨。佛家的“圆通”含有“不偏倚，无阻碍”之意，更象征着一种修炼境界。圆通宝殿也因此而得名。　　走出内殿，是四条回廊。每条回廊都有一个出口。回廊外侧由正方形立柱环绕。柱头雕刻着精细卷曲的花纹，使得雄伟挺拔的立柱增添了一份柔美。每条立柱向上延伸，形成或大或小的尖券拱。尖券拱上方，饰有一大两小的圆形花窗。大的花窗由大小各异的圆环拼接而成，小的花窗为八卦式镂空。笔直的立柱、高耸的尖券、灵动的花窗，这些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哥特式建筑风采。驻足其间，给人一种高旷腾飞之感。这也是哥特式建筑诉诸于人类感官的独特之处。　　圆通宝殿的殿顶摒弃了中国传统佛寺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硬山式的屋顶建造风格，而是别出心裁地效仿缅甸著名的阿难陀寺。佛塔的造型采用缅式佛塔与中国传统亭阁相结合的形式。塔身上内嵌有小龛，这一点与阿难陀寺如出一辙，只不过小龛内并未供奉佛像。因为殿体较高，只有登上圆通宝殿右侧的寮房才能通观整个殿顶的布局。由于寮房是寺内尼姑生活起居的地方，多有不便，记者只好作罢。据《武汉通览》中记载:“殿顶有象征五佛四菩萨的九座佛塔，塔周围有九十六个莲花墩和二十四诸天像。”可惜，这些诸天菩萨现已损毁，加之缺乏相关史料，至今无法完全修复。　　可以说，圆通宝殿大胆而富有创意地吸纳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特色。它既包含着汉传佛教的文化符号，也具有小乘佛寺的神韵，还糅合了哥特式建筑的风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如此多元的建筑风格在这座殿体上共存，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杂乱无章，反而呈现出典雅与精巧。尽管圆通宝殿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其承载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近代多元文化交融变通的实物载体　　为什么会在上世纪20年代的武汉，出现这样一座风格奇特的寺院建筑？圆通宝殿的设计者究竟是何人？这位设计者当初出于何种考虑，才将圆通宝殿改建成如今的形制？遗憾的是，记录这些内容的档案资料早已遗失，留给后世人诸多猜想。　　不可否认的是，建筑不仅仅在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其与文化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我国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所言：“文化的力量似乎表面上不可捉摸，其实内容是广泛的，影响是深远的，表达是曲折而具体的。” 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南北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势必对建筑形制产生影响。古德寺的圆通宝殿，就是湖北近代多元文化交融变通的一个实物载体。　　武汉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系王发堂告诉记者，1900—1927年，是武汉近代建筑发展的全盛阶段。西方各类建筑大量传入，从而形成近代武汉城市建设的营造高峰。在建筑形式上，虽然各国租界建筑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本国建筑文化传统，但大量的建筑多属于古典主义之形式。建筑外观大多采用西方柱式。如今汉口沿江大道上的欧式建筑群，大都兴建于这一时期。圆通宝殿第三次改建时间为1921年，正是处于西方欧式建筑在汉兴建阶段。因此，圆通宝殿外围以立柱环绕，吸纳哥特式建筑元素，应该是当时中西建筑文化“碰撞”的结果。　　许多研究资料将古德寺称为国内唯一一座仿缅甸阿难陀寺而建的寺庙。作为一座汉传佛教寺院，为何会具有小乘佛教寺院的形制和纹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温金玉告诉记者，一直盛行于缅甸、泰国、老挝的小乘佛教，因为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佛陀时代的原始律仪与学说，所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与佛教界的重视。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复兴印度佛教的摩诃菩提会创始人达磨波罗来上海，与著名佛教居士、学者、教育家杨仁山先生商谈，相约复兴印度佛教，以期传布世界。此后，汉地僧人与南传佛教界持续接触且互动深入，小乘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强。20世纪20年代的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通商口岸，不仅商业贸易繁荣，地域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加之汉派文化兼收并蓄的特性，此时在武汉出现一所具有小乘佛寺风格寺院也是可以理解的。　　修缮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由于历史原因，古德寺并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但近几年古德寺的清理修缮工作一直持续开展。政府机关和民间人士积极筹措资金、搜集历史资料，竭尽全力使古德寺重现当年风貌。　　尽管如今的圆通宝殿和天王殿已经恢复往日旧貌，但是修缮保护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通往古德寺的道路杂乱狭窄，沿途缺乏标示指引。佛寺本应具有的清净雅致与周围低矮破旧的民房形成强烈反差。殿宇特有的异域风情和恢弘的气势，因闭塞拥挤的周边环境而难以尽现。因此，对古德寺的修缮保护，不仅仅在于还原殿体建筑风貌，还应注重整治改善周边环境，使二者能够形成有机整体，营造良好的宗教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