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宽霖法师仍驻锡文殊院,先后担任知客 、监院等职务,协助老方丈道悟禅师管理寺务。1953年,老方丈道悟为他传法授记,由他接受衣钵,出任文殊院住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宽霖法师多次被批斗、殴打,戴高帽、罚劳动,受到了种种精神上的虐待。这时法师已年逾花甲,他以佛家忍辱的精神,忍受种种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屈辱,但是他坚决不离开寺院。他困守在文殊院中,率领着一些未离寺的僧众,坚持护寺工作,尽量使文殊院的建筑设施和所珍藏的历代文物减少损失。
1978年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寺院恢复活动,宽霖老法师被宗教部门委任为文殊院方丈,负起清理和修缮文殊院的重任。经过数年努力,修缮工程告一段落后,文殊院恢复旧观,继而开始了寺院弘法活动。老和尚为法忘身,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为了佛教的复兴,他席不暇暖,奔走各地,讲经弘化。1986年,宽霖老法师又受命兼任云南省鸡足山祝圣寺方丈,他不顾年迈途远,到鸡足山晋山视事,以后并常去照应寺务。
1993年春,文殊院举行传戒,宽霖老法师任得戒和尚,遍能老法师任羯磨和尚,惟贤老法师任教授和尚。在一个月的戒期中,宽霖老法师由于在文革期间两腿两脚受过伤,加上风湿严重,行动极不方便。但传戒是佛门大事,他不敢稍有怠忽。他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每天仍然坚持由侍者掺扶着升座,为戒子讲开示、授戒、举行佛事等。他谆谆告诫受戒的青年戒子,要精进修学,管好寺庙,发心住持正法。苦口婆心,真挚恳切,使听者无不感动。
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主持了文殊院、宝光寺、祝圣寺等大寺院的首次传戒法会,戒子遍及四川云贵各地。1980年以后,宽霖老法师除了担任文殊院方丈外,还先后担任着成都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名誉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及成都市、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务。1999年6月8日,宽霖老法师世缘告尽,在成都文殊院示寂,世寿95岁,戒腊80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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