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九年(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到北京请大藏经。大藏经是朝廷组织刻印的,请大藏经也要向朝廷申请,经过皇帝批准颁赐。法雨寺是普陀山第二大寺院,明万历八年(1580年),建“海潮庵”。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郡守吴安国将其改额“海潮寺”。后几经兵火,寺院遭毁,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别庵和尚前来住持,再度扩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御赐“天花法雨”匾额,遂改名为“法雨禅寺”。雍正九年(1731年)又进行大规模扩修,从此殿堂楼阁,规模宏伟,雕梁画栋,辉煌瑰丽,遂成东南名刹。
化闻和尚(1840—1897)名福悟,俗姓张,奉天(今沈阳市)铁岭人。家世贵族,幼年习儒,成年投僧忠亲王(僧格林沁)幕下,因功升监司。清光绪元年(1875)航海到普陀礼大士,感宿因,依立山和尚出家于伴山庵。逾年,受具足戒于金山江天寺。七年,北游京都,钦命住持翠微山香界寺。十年,回山省师,继席法雨寺。
这次要请的就是《乾隆大藏经》。清雍正十二年(1734)在北京东安门外的贤良寺开始校勘大藏经文,设立藏经馆。自雍正十三年二月至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735—1738)刊竣。全藏收经724帙,有钦定入藏典籍54部1127卷,但删除《北藏》收录的32部316卷典籍。采用梨木经板,双面刻字,刊板79,036块。乾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768—1769)曾先后奉旨撤毁《开元录略出》等四种和《楞严蒙抄》经板,合计800块。现存73,024块,是我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副大藏经板。
名寺加上名僧,请大藏经当然顺利得到批准。不过经还要现印,并且需要细心的人去做检查核对的事情。但化闻和尚身边缺这样的人。他找到圆广寺的住持帮忙,圆广寺因为了解印光大师做事精细慎重,所以就把大师推荐给化闻和尚。经过一段时间,大藏经印好了,还要护送到普陀法雨寺。化闻和尚观察到印光大师道行超卓,就邀请大师一同护送藏经到法雨寺常住。这样大师就离开住了三年的圆广寺到了普陀山。化闻和尚知道大师文化功底和佛学功底都很深,所以就请大师安单于藏经楼,主理藏经,尊为法雨寺首座(首座是寺院四大般首之一,地位次于方丈,德业可做全寺僧众表率。类似现在某领域首席科学家的地位)。大师为什么一下子又能从普通僧人变成首座呢?这当然首先是大师的学问道德修持堪当此任,另一方面,跟时代背景也有关系。过去要想出家,必须朝廷组织考试合格,发给度牒,才能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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