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的“三大”精神

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有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并与他本人所处的当时动乱多难的近代中国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大师早年即饱经人生忧苦，5岁时父母先后逝世，孓然一身，奋发求学，17岁考中秀才，不久患重病，濒危几死，本已顿悟人生、萌发出家之念的他，病愈后即出家为僧，时年19岁。 始修禅宗八载，后研究教理及天台宗。 这段时期，圆瑛大师参学游方，问道古刹高僧。先在福州妙莲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又往大雪峰崇圣寺，亲觐达本老人，修学苦行和威仪。21岁，随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习禅近5载，并与应慈法师成为同参好友。后至宁波天童寺依止寄禅（八指头陀）参修6年。其后复从佛门尊宿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修学，博采众长，深有所得。29岁，在宁波七塔寺接慈运老人之法，为临济宗第四十世。在禅修中，两度开悟，定境现前，慧业日增。这是他由儒入释、参禅奠基、求师访道的第一阶段。

圆瑛大师31岁开座讲经，并学贤首。这时他与年青的太虚法师结为知交，辅佐寄禅长老主办宁波僧教育会，号召抵制日僧的渗透、招诱。应请兴修并住持宁波接待寺。他先讲《金刚经》于七塔寺，又讲《大乘起信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弘传序》等，并亲编讲义。追随寄禅长老筹创中华佛教总会，发布宣言，主张保教保僧，提倡教育，拥护中华民国。这是他在爱国诗僧寄禅长老直接关心教诲、熏陶下，奠定其学佛修持与密切联系社会、积极入世、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思想体系逐渐形成的第二阶段。

圆瑛大师从36岁至52岁，是他佛学思想体系发展形成的第三阶段。他在1913年36岁时，阅永明延寿禅师及莲池大师著述，始信净宗为无上法门，由是禅净双修。他在接待寺修筑讲堂，取名 一吼 ，是将台、贤两宗教义，结合禅净双修，同出于狮子一吼，因之自号 一吼堂主人 。他所作的《促进佛教大乘思想》、《中华佛教总会一周年纪念演说》二文，文字虽简约，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所持佛教应积极入世、利益众生的主张。

圆瑛法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有一个特色，就是处处从实践中来。修学并重，行持与义理相结合，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他每提出一项理论主张，就是自己修学和社会实践的总结，而且自己率先认认真真地贯彻实行。他在52岁时作《国民应尽天职》讲演，是他总结了自己大半生学佛、修持、兴建寺院、办僧教育、办慈善利生事业等社会活动的实践心得。提出 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 这三大精神，标志着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这是大师佛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光辉里程碑。这 三大 与其说是大师对当时福州军方教导团的官兵们说的，毋宁说是对社会上所有僧俗大众所说；与其说是对社会全体所说，毋宁说是大师自己对自己所说。因为此后的数十年光阴，直至圆瑛大师1953年示寂，他的一切都是身体力行，亲自在实践中发扬这 三大 精神。与圆瑛大师同代的诸多高僧，以及历史上所有卓有成就的高僧大德，几乎都各有各的佛学思想体系，但就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生活环境来说，唯有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比较适合于我们修学，这也是因为他明确倡导的 三大 精神，特别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三大 精神不仅概括了佛教的根本教理教义，也说明了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创始至今，在人类社会经千百年仍流传至今、历劫不衰的原因。

圆瑛大师 至60岁，乃专修净土，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 在62岁时于上海圆明讲堂，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在会上宣讲新著《劝修念佛法门》，大受四众欢迎。此书由印光老法师作序，分12个专题详论念佛法门在末世之优胜，是圆瑛大师晚年专弘净土的一个标志。

从1939年至1953年大师入寂，是他总结、发扬 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 三大精神的第五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