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法师：佛教的生命力——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佛教(贤清法师)

贤清法师

很多事情，当身处其中，无论是津津有味，还是单调枯燥，事实上，都不容易真正地认识到它们背后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有一天能够幸运地跳脱出来，身处其外再去看它的时候，便能够增添一份客观与理性。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从所做的事情中跳脱出来。接触佛法以后，就慢慢习惯了以佛法的眼光看事情，也希望自己偶尔能从对“佛法”的执取中解脱出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来品味佛法的魅力和佛教的价值。我想，要想评定一个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将它放到人类历史长河里去看待，应是值得尝试的角度。

无限的时空格局

当说到人类的历史时，向前追溯，当至远古时期，长有数万年的历史，短也有五六千年的光阴；向后展望，当是未来的百年、千年抑或万年的岁月，至于具体的期限，现在亦是不得而知。粗略地看，这跨度也够长的了，但如果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实际上觉悟的佛陀早在两千五百年就已经宣讲——我们所处的世界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而科学研究的进展也一次次地打破人们对于空间认知的局限：先是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发现地球是圆的，便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地球中心说”又改成了“日心说”；再到后来发现太阳系无非是更大的银河系的一个小分子而已……如此以往，到底宇宙的中心何在呢？而宇宙又有多大呢？到目前为止，科学并不能给人们一个确切的答复。对于宇宙空间，佛教也有自己的看法。佛曾将“一日月所照”的方所看作一个“小世界”，将一千个这样的世界看作一个“小千世界”，再将一千个“小千世界”看作一个“中千世界”，而一千个“中千世界”才组成了一个“大千世界”，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如此算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共包含了十亿个“小世界”，而整个宇宙又有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组成。因此在佛教的世界观里，宇宙的无边无际性是可以了解的了。既是无边无际，那么寻找宇宙中心就是一种徒劳的做法。正因为没有中心可找，实际上各处又都是中心。关于宇宙起始点的认识，人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努力。现在有一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看法是：宇宙起始于“大爆炸”的那一刻。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大爆炸”前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又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而佛教则认为宇宙中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处在不断地成、住、坏的发展过程中，同坏同成，一个旧世界“坏”的当下便是另一个新世界“成”的时刻。如此看来，如果“大爆炸”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在“大爆炸”前的时刻就应当是上一个世界毁灭的时刻，如此往复，无始无终。

在尝试认识人类的历史之前，对于时空观念的界定显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人们在考虑问题时，都会在一定的时空格局下进行。比如说，考虑一个人与考虑整个人类，这就是不同的格局；再比如，考虑十年与考虑一千年，这也是不同的格局。因为格局不同，那么所考虑的问题也会有天壤之别。谈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由衷地敬佩那些虽然已经离开数千年但仍被人们所怀念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有这样长久的影响力，不能不归功于他们有着无限宽广的时空格局，这让他们在短暂的一生中所做的事情，拥有了超越时空的价值。

自由的流逝与回归

提到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做法是大家所熟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某个具体国家而言，或许会有一定的偏离，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在西方，马克思的学说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也仅是一家之说，而在我们信奉马克思学说的国家，这就是正在被实践、印证和完善着的真理。无可置疑，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敏锐洞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即使是一百六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新温读《共产主义宣言》，其中蕴含的真知灼见也能给人以启迪与力量。

(一) 非凡的起点

回顾最初的人类社会形态，虽然被贯之以“原始社会”的帽子，但实际上却有着特有的优越性，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团结和睦的，并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在决策处理族群的事务时是绝对民主的，并没有任何专制的成分；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是均等的，并没有********的现象发生；而那时的人们对大自然也有种种的敬畏……当然，所有这些优越性都来源于不自觉的集体行为，因为如果不这样，那么个人与集体都会遭到伤害，乃至于影响到个人与集体的生存。换句话说，这些优越性更多地出自人类保护自身和群体的本能。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说，这都是由于当时人们非常低下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简单地说，这种生产力所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主要以人们所使用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来衡量。因此，原始社会常被区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乃至于后来青铜器和铁的使用，都标志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在实际的生产劳动中，人们不断累积丰富的劳动经验，并不断增进对大自然的认识。这劳动经验不断地完善着人类借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工具，而这对大自然的认识也不断地将人类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中慢慢解脱出来。马克思告诉我们，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生产获得的物品超出了人们日常需要而产生过剩的时候，就需要有一部分人从完全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对这些物品进行管理和分配，并对劳动进行组织和统筹，进行所谓“劳心”的工作。但对于“劳心”人的确立，一般都是由人们公认的有威望的人来承担。在中国古代的社会里，像出现的尧帝、舜帝、禹帝都是通过公众推举产生的，也就是所谓的“禅让制”。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做法，如果历史就这样一路下来，那么天下就会平静很多。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治人”工作的时候，对物质和财富的占有欲慢慢取代了自身应负有的责任和使命，于是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对人民的统治，从此开始了所谓的“人剥削人”的漫长历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被认为是这样的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处于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应特别受到关注，因为评判一个社会的文明进化程度，主要并不是以强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而是以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为标准。

(二)自由的丧失

在奴隶社会，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奴隶主，一是奴隶，他们之间是直属关系，这就意味着奴隶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乃至于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掌握在奴隶主手里。想想看，这是多么糟糕的一种状况！在原始社会，人类是大自然的奴隶；而到了奴隶社会，一部分人却成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奴隶。

大自然的威力尽管很强大，但毕竟还有规律可循；而人贪婪的欲望，又如何能得以满足呢？可想而知，人们争取自由的觉悟在当时残酷的状况下是多么容易就被激发出来了。

(三) 租来的自由

这种不断奋争的结果最终让人们摆脱了奴隶主的束缚，原来的奴隶变成了农奴，而原来的奴隶主遥身一变成了地主——土地的主人，这也就进入了所谓的封建社会。尽管获得了自由，但为了生存，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农奴只好向地主租赁土地，并向地主缴纳田租。这看起来是互惠互利，实际的情况是，因为收取田租的份额主要是由地主们自己来规定，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农奴们辛苦一场，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岂不悲哉！岂不哀哉！当人们生活穷困到了极点，爆发起义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然而浴血奋战所换来的，除了略微改善的生存条件之外，往往是更为残酷的镇压。

(四) 虚无的自由

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迈进的时候，封建割据势力成了一种巨大的障碍，这就引起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工厂主阶层的强烈不满，人类社会再一次的更替已是在所难免：地主的位置让给了资本家，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奴成了自由人。资本家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让资本最快地在增殖，而这只有在自由人的劳动创造中才可以实现；资本家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让资本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而这只有让资本在最广的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流通起来才可以实现，这些特点都意味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降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里，自由、平等、民主成了越来越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而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繁荣的时代，一个事实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近几百年来，连续几次科技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人类早就有能力消灭贫困并过上富裕的生活，早就有能力摆脱繁重的劳作而抽出空间让心灵放松，早就有能力……有能力实现这些事情，却办不到，这就不能不引发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善良的人们的思考。人们追求自由，却经常会被各种现实的压力所捆绑；人们追求平等，却经常会被各种高下贵贱的观念所熏染；人们追求民主，却经常会被各种有失偏颇的舆论导向所蒙蔽。这样看来，在整个社会繁荣发展的面纱之下，实际上却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矛盾。只不过这种矛盾不容易被觉察，它像一个无形的指挥棒在遥控着人们，又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地侵蚀着人们。

(五)自由的回归

当有一天人们摆脱这个指挥棒的遥控，并从侵蚀人们的空气中跳脱出来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进入另外一个暂新的阶段了，在马克思那里，这个阶段被称为共产主义。这个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简单的一句话却传递了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建立在以牺牲他人自由之上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终有一天，人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其次，如果人们希望获得真正的自由，最好的途径就是帮助那些没有自由的人获得自由。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彼此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个人的努力都具有整体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理想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好像是一种回归，又回归到人类出发的那一刻：在那里，没有领导者，也没有被领导者，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社会，因为属于自己的，也就是属于全人类的……然而，这一切并不在是出于不自觉的行为，而是出自每个人内在的觉悟。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将是最自由最幸福的人。

回顾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这其实就是人类在不断地解脱束缚的过程：首先是要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借助于先进的生产工具，人类成功地解脱了这个束缚；其次是要从统治阶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当人们从愚昧无知和盲目顺从的状态中觉醒过来，靠着团结群体的力量改造新生活的时候，人类已经和正要解脱这个束缚；最后就是要从人类对自身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当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愿意接受真理的时候，人类必能解脱这最后的束缚，从而得到最终的自由。

佛教的生命力

(一) 智慧与信仰的结合

在最初的人类社会里，对于来自大自然的威胁，除了束手就擒外，人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祈祷；二是面对。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人们学会了祈祷，而祈祷的结果是产生了信仰；出于对生存的渴望，人们学会了面对，而面对的结果是增长了智慧。很多民间的信仰，因为人类智慧的增长而消亡；也有人类的智慧，因为民间信仰的存在而受到抑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信仰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和价值，却并非所有的信仰都有助于人类走向文明。佛教则属于另外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越是智慧得到尊崇，信仰就越得到加强；越是信仰得到加强，智慧就越是得到开显。两千五百年前的印度，空气中弥漫着理性思辨的气息，在那里，任何迷信与邪说都将被剔除，而真理与正义则得到沉淀，于是佛教诞生了。

(二)平等与慈悲的源泉

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来自统治阶层的压迫取代了来自自然的威胁。压迫自然是不公平的，甚至异常残酷，但却能维系很久的时间。探究其背后的的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统治阶层有武装军队作为辅助统治的工具，来维持这种不公平的秩序；二是，统治阶层巧妙地延用了人们早期的信仰，并以此为麻醉人们思想的工具，让人们甘于受苦受难。在某种程度上，思想上的麻痹比军队上的镇压危害性更大，影响更为深远。

我们注意到产生佛教时的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严明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阶级；其次是刹帝利，是掌握军政的国王和武士阶级；其次是吠舍，是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从事农耕的农民阶级；最下的种姓是首陀罗，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各种姓都有它世袭的职业，而不允许被婚姻所混乱。种姓制度不仅订在法律里面，而且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婆罗门教的教条中。在婆罗门教势力强盛的地方，种姓制度也最为严格。提倡众生平等的佛教就是在这种有着严格等级制度的状况下诞生了，可想而知，佛教从一产生起就受到不少攻击和仇恨，但这并没有妨碍一种新事物的成长。事实上，佛教得到了当时印度势力强大的摩揭陀国及其邻国国王们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刹帝利和婆罗门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反映着当时恒河流域的新兴国家中新兴地主们和商主们与领主割据势力之间的冲突，而后者则是婆罗门神权和种姓制度所支持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的教义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不但受到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们的欢迎，更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拥护，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佛陀去世两百多年以后，阿育王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印度的统一，他后来不但皈依了佛教，而且让佛教得到了最广范围的弘扬，首先是遍及整个印度国土，其次南传至斯里兰卡，东传至缅甸，西传到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地。为什么阿育王这么推崇佛教呢？这一方面，据考证阿育王是旃陀罗种姓，而这是比首陀罗种姓更为低贱的种姓，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怎能不被欣赏和接受；另外一方面，当阿育王在征服南印度羯陵伽国的时候，战争的惨状让大动悔悟之心，于是决定放弃残忍的武力，在这种情况下，以慈悲度众为基本教义的佛教则引起了他深刻的共鸣。皈依佛教以后，他开始实行转轮王理想的政治，兴办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修筑从摩揭陀国到伊朗的国际大道，发展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从而使印度成了非常繁荣和富强的国家。

后来在中国皇帝和藏王的引请下，佛教分别传入中国和西藏。看看我们的历史就知道，凡是佛教得到光大的时候，就是国家繁荣人民安乐的时候，“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这样，“康乾盛世”也不例外。这与佛教自身的教义应当有着密切的关联：当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欺诈压迫就会远离人类；当慈悲的情怀浸润人心的时候，残酷无情就会远离人类。这就是佛陀留给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它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褪色，而只能会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

(三)走向心灵深处的渠道

当平等与慈悲深入人心的时候，也就是统治阶层走向消亡的时候。摆脱了来自统治阶层的束缚，也就意味着人们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这时物质上的需求已经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满足，而健全的民主机制又能有效地制约人们对于欲望的过分贪求，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和谐地相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类要解脱的最后一层束缚，来自于人类心灵的深处。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当人们还食不果腹，或者还遭受着种种凌辱和不公平的待遇时，是不太可能认识这层束缚的，更谈不上从中解脱出来。但这也是就社会大众而言，就个人或个别团体而言，这也并不是必然的次第。像被人类所永远怀念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孔子以及他们的弟子，就能把认识心灵深处的自己，并不断超越心灵的束缚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生活安然时是这样，食不果腹、遭受凌辱与不公平的待遇时亦是如此。这些努力功不唐捐，他们不但自己获得心灵的解脱，而且也给人类留下了走向心灵解脱的的经验和方法。社会越进步，这些经验和方法将注定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些经验和方法相辅相成，彼此并不相互违背，而引导人们走向最终解脱的则是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