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古代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然而受限于古代的出行条件，隋唐以前，人们对日本人的认识充满奇幻色彩，史书上对他们的描写近乎《山海经》一类的志怪小说。《三国志?东夷传》载：“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国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其后的《后汉书》也载：“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日本在“白江口之战”败于唐朝后，开始心悦诚服，频繁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两国这才进入真正相互了解的时代。

唐人眼里的日本：日本为大与君子之风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具有代表性、也最密切的时期。唐人认识日本人是从遣唐使开始的。而随遣唐使被派遣往唐朝的，一般是留学生或僧人，学习的事物以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为主。过去日本与朝鲜半岛友好之时，会在朝鲜半岛北岸登陆，然后经陆路进入唐朝。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半岛大部分地区，由于新罗与日本交恶，只得改为由海路直接前往中国。《新唐书?东夷?日本》载：“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从此，距离最近的唐朝港口城市明州便成了遣唐使登陆及离港的重要口岸。

遣唐使的航路

《神断狄仁杰》里的遣唐使留学生

许多诗人也与遣唐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赠送遣唐使的诗篇。这些作品对于了解当时日本人的形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有名的遣唐使当数奈良时代遣唐使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又名阿部仲满，汉名晁衡（又作朝衡），字巨卿。《旧唐书》记载：“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他在开元年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留唐任多项要职，最后官至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爵至北海郡开国公。当时知名的诗人李白和王维都是他的好友。

天宝十二年（753年），晁衡因思念故国，乘船回日本。王维写了篇名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送给他，序中这样评价日本：“海东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这是王维的“日本观”，也代表了唐人的“日本观”。圣人之训、君子之风、汉制衣裳等形象其实是日本人学习和模仿唐人的产物，唐代文学中的日本国和日本人形象，一定程度上算是唐人自我形象的复制或投射。

相传晁衡随船回国之时，唐朝友人在明州海边为其饯行。当时明月东升，催人离情，他望月感慨，作《在唐望月而咏》（又名《明州望月》诗）赠友。这首和歌收录于《古今和歌集》（后简称《古今集》），盛传至今。

《明州望月》诗

阿倍仲麻吕明州望月，选自葛饰北斋绘《百人一首》

后来，晁衡在途中遭遇风暴。李白以为好友在海难中遭逢不测，次年于悲痛中挥下七言绝句《哭晁卿衡》，抒发思念之情。不过晁衡的运气不错，船只是随风漂流到了岭南道驩州（唐属地，今属越南），又被当地的盗贼袭击，死了一百七十多人，但他与藤原清河居然奇迹般地生还。755年，他与十多名幸存者历尽千辛万苦，又回到了长安城。

宋人眼里的日本：神佛之国与为佛献身

宋朝时期，官方往来虽然不如唐朝，但是民间往来和佛教传播却比隋唐时期更加频繁。日本僧侣曾多次觐见宋朝皇帝，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使节的作用，他们介绍日本的民俗风物，同时接受皇帝的赏赐与封号。太宗时，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受到了比遣唐使更高的礼遇。《宋史》云：“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此外，他还被赐予宋版《大藏经》及“法济大师”号。寂照获宋真宗召见，并获赐紫衣及“圆通大师”号。成寻获宋神宗召见，并获赐紫衣、绢帛及“慈悲大师”称号等。

宋人对日本人的形象往往从日本僧侣获得。宋代文学作品中多刻画日本人一心修佛、为佛献身的精神。宋代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就赞扬了日本僧人安觉刻苦修佛的精神，安觉居留中国十年，为了记诵佛经，竟不舍昼夜，使作者“其视此僧，怠有愧色。”

《鹤林玉露》

明州人楼钥在《天童山千佛阁记》里，记载了日本禅宗初祖千光荣西的故事，“先是日本国僧千光法师荣西者，奋发愿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别传之宗，若有告以天台万年为可依者。航海而来，以师为归，及迁天童西亦随至居。”文治三年（1187年），荣西入宋后，先往天台山万年寺，师从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虚庵怀敝禅师问道参禅。淳熙十六年（1189年）怀敝住持天童寺，荣西随侍左右。荣西在天童寺时，千佛阁建成年久，主持怀敞欲重修，但缺木料金钱，荣西知道后对怀敞说：“思报摄受之恩，糜躯所不惮，况下者乎？”因此慷慨援助，言归国后将致良材以为助。荣西回国后，经过筹集，果然派人渡海运来巨木。此事刻画了一个诚于佛教、一诺千金的日僧形象。这一事迹也作为美谈被载于当地地方志中，在《天童寺志》卷二所载楼钥撰《千佛阁记》中还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

宋朝时期，宁波一带多数的佛教寺院都与日本进行过交流，历史上多位日本僧人都渡海学习，将当时最新的佛教知识与文物带回国内，奠定了日本发展佛教的基础。宋人笔下的日本， 因此俨然一幅神佛之国的图景，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仙释僧道旧本僧》写道：“国中专奉神道，多祠庙，伊州有大神，或托三、五岁童子，降言祸福事，山州有贺茂明冲，亦然。”

《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年之源流》

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2009年7月18日至8月30日期间举办了“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年之源流”展，并出版同名书籍。

日本僧侣除了向宋朝学习佛教文化，还把中国的建筑复制到了故土。1223年，日本曹洞宗祖师永平道元到中国，曾到天童寺拜谒住持如净。随侍3年，师资相契，受曹洞宗禅法、法衣以及《宝镜三昧》《五位显法》等回国。1243年，永平道元在越前（今日本福井县）开创永平寺，寺庙建筑布局几乎完全沿袭天童寺，世人号称“小天童”。

天童寺

日本禅宗道场永平寺

民间贸易往来也较唐时更频繁，宋人还开始认识日本的物品器具，如欧阳修的《日本刀歌》、苏轼的《鳆鱼行》、苏辙的《杨主簿日本扇》、梅尧臣的《钱君倚学士日本刀》等诗文中都 出现了日本方物，这是唐代不曾有过的。

元明人眼里的日本：蕞尔日本与狼子野心

元日战争时，日本开始攻击元朝属国高丽（元朝时期，高丽处于半独立状态，它也是元朝的征东行省）。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在华日本商人不堪庆元（宁波）统治者的侵渔行为，用携带的贸易品硫磺焚烧城内建筑泄愤。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分司、庆元路总管府等官衙遭焚，民舍几尽，天宁寺等寺院道观被毁。元军虽一路追击，居然以“不能敌”狼狈收场。当年史载“城郭，抄略居民”。这是日本人侵害中国本土最早的记载。此事给予元廷极大的震动，数次在朝上谈论此事。次年七月，枢密院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四年十月，枢密院又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

此时，丑化的日本形象也随之出现，如“蕞尔日本”，“蕞尔日本”即“小日本”，“小日本”的说法即在此时形成。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木兰花慢。题阙》词中还出现了“蕞尔倭奴”的描述：“蕞尔倭奴，抗衡上国，挑祸中原。”

到了明朝中叶，朝廷腐败，海防松弛，东南沿海倭患更加严重，因而出版了许多介绍日本的书籍。浙江是受倭寇之害最严重的地区，而当时定海（今镇海）境内的岛屿等地更是被倭寇占为巢穴，成为骚扰东南沿海的基地。明代民间最早以防倭抗倭为目的的著作便是定海县城（亦是定海卫城，今镇海城区）人薛俊的《日本考略》。该书于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初刊，出版的当年就出现了因日本贡使争真伪的火并案——即明朝最严重的外交事件之一的“争贡之役”（又称宁波之乱、 宗设之乱）。

《重刊日本考略》

在此事件对薛俊有很大的影响，他更感到防备倭寇的必要，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将《日本考略》再版。《日本考略》全书共17篇（略）。薛俊在《寇边略》中写道：“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在《沿革略》中又说：“又其性多狙诈狠贪，往往窥伺得间则肆为寇掠，故边海复以倭寇目之，苦其来而防之密也。”他对日本人的认识已经没有了唐宋书籍中的仁慈形象，取而代之的则是“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评议略》还收录了一篇《杨文懿公与张主客论倭奴贡献书》，来痛斥倭寇惨无人道的行为：“捕得孕妇，则计其孕之男女，剔视以赌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壮与其粟帛席卷而归巢穴，城野萧条，过者殒涕于是。”他还写道：“因肆奸谲，特拏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瞻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 可见薛俊把日本人的形象完全等同于倭寇的言行，他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已经变得极其丑恶，不仅残忍、凶悍，而且狡诈、贪婪。

倭寇只是日本人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所有的日本人，稍后成书的《筹海图编》的作者郑若曾对此问题则有较客观的认识，“日本之民有贫有富，如摄摩、伊势、偌左、博多，其人以商为业，其地方街巷风景宛若中华……无一人为盗。又如宫岛，人不嗜杀，人有不平事，但请神庙罚钱……富而淑者，或登贡舶，或登商舶而来。凡在寇舶，皆贫者为恶者也。”

胡宗宪总编，郑若曾、邵芳图撰《筹海图编》

明朝时期，国人对日本人形象的认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言堂，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尚有仁德的日本僧人形象，如王行的《思缓堂》、王恭的《赠倭僧》；文人也喜好与日僧结交。有“画圣”之称的日僧雪舟等杨来到中国后，不但能与丰坊、金湜等书画家成为至交，而且还受到过明宪宗的褒扬。

雪舟等杨《育王山》

宁波月湖花屿雪舟纪念馆